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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物流”販毒行為的階段界分及其定性明確

      來源:人民法院報
      2024-04-04 08:05

      原標題:“互聯網+物流”販毒行為的階段界分及其定性明確

      在毒品販賣過程中,非接觸式販毒模式突出,“互聯網+物流”式販毒已經成為毒品交易的重要形式。根據《2022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顯示,僅2022年便破獲涉互聯網販毒案件2761起,繳獲毒品1.2噸,繳毒數量同比增長119%。面對嚴重的互聯網販毒形勢,通過及時有效的刑法規制已經成為打擊和預防網絡毒品犯罪的迫切需求。以“行為刑法”為基本立場,“互聯網+物流”式販毒活動可以界分為毒品信息傳播、毒品買賣磋商、毒品物流運輸三個階段。通過梳理當前刑法規范,不同階段的販毒行為在刑法歸責路徑上并不明確?;诖?,通過合理界分“互聯網+物流”販毒的行為階段,對相應販毒行為進行準確定性將成為本文著力探討和解決的重要議題。

      一、毒品信息傳播階段的行為定性

      由于毒品在互聯網空間具有高度敏感性,行為人在互聯網空間內傳播毒品販賣信息時往往采取“黑話”形式。當行為人在互聯網空間成功發布販毒信息時,“互聯網+物流”販毒活動便進入第一個階段,即毒品販賣信息傳播階段。

      毒品販賣信息傳播階段的行為從犯罪整個過程來看,屬于認定為販賣毒品的預備階段。對于在此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在理論上本應以販賣毒品罪的預備犯追究刑事責任,但在規范層面,立法基于該預備行為所具有的引發后續重大法益損害的現實危險性而將其予以正犯化。根據刑法規定,販毒人員實施上述販毒行為時,其存在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但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對上述行為進行準確定性則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考量。其一,嚴格依據司法解釋規定的構罪標準進行入罪判斷?!蹲罡呷嗣穹ㄔ?、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明確規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入罪標準。當販毒人員傳播販毒信息的行為達到司法解釋所要求的網站、通訊群組、信息數量等標準時,對其應當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追究刑事責任。其二,對未達“情節嚴重”構罪標準的販毒人員免予刑事處罰。當販毒人員的毒品販賣信息傳播行為未達到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所要求的“情節嚴重”入罪標準時,應當對其免予刑事處罰。有觀點認為,對未達到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入罪標準的販毒信息傳播行為應當以販賣毒品罪的預備犯論處,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當行為人在網絡空間傳播販毒信息的行為未達到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入罪標準時,對其不能以販賣毒品罪的預備犯論處,而應當對其免除刑事處罰。犯罪預備行為在法益侵害性上顯著輕于犯罪實行行為,當行為人行為未達到正犯化的預備犯罪入罪門檻時,對其理應進行刑事免責處理。

      綜上所述,毒品販賣信息傳播階段開端于行為人成功發布販毒信息至網絡空間。在毒品信息傳播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當其達到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情節嚴重“標準時,應當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追究刑事責任,反之免予刑事處罰。

      二、毒品買賣磋商階段的行為定性

      在互聯網空間傳播販毒信息之后,毒品販賣活動的進一步實施依賴于毒品買方的積極聯系。當毒品買方通過互聯網聯系販毒人員,販毒人員具備販毒意圖進行積極回復時,“互聯網+物流”毒品販賣活動便進入第二個階段,即毒品買賣磋商階段。

      毒品買賣磋商階段的行為從犯罪過程來看,應當認定為販賣毒品罪的實行階段。對在此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基于三個方面考量應當以販賣毒品罪的未遂犯追究刑事責任。其一,毒品買賣磋商階段的行為超出非法利用信息網罪構成要件的評價范圍。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涉罪行為類型主要是指行為人單方面的信息傳播行為,刑法關注的是信息傳播數量和信息傳播范圍。毒品買賣磋商階段處于在毒品信息傳播階段之后,行為人回復毒品買方并與之磋商的行為不再是單方面的信息傳播行為,而是全新的磋商行為。此時行為的指向對象乃是具備更多實質性內容的販毒信息,例如毒品交易數量、時間、地點、支付方式等。而該行為顯然難以納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構成要件評價范圍。其二,毒品買賣磋商階段的行為達到販賣毒品罪的著手標準。在毒品買賣磋商階段,行為人具備明確的販毒意圖,鎖定毒品買方,并就毒品數量、價格,毒品交易的時間、地點等進行了明確。該階段的行為對毒品監管秩序的法益侵害程度顯然高于毒品信息傳播階段的行為。在行為人明確犯意支配下,毒品販賣活動已經具備清晰的現實可實施性,對毒品監管秩序造成了直接的法益侵害威脅,達到了犯罪著手所要求的法益侵害程度。但由于販毒活動尚未結束,對該階段被發現的販毒行為只能以販賣毒品罪的未遂犯論處。其三,依據想象競合擇一重罪論處的刑罰處斷原則。從整體來看,毒品信息傳播階段的行為和毒品買賣磋商階段的行為均屬于抽象的毒品販賣行為。由于毒品信息傳播行為和毒品買賣磋商行為分別存在以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販賣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由此導致抽象的毒品販賣行為在理論上符合想象競合。根據《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關于網絡涉毒行為的規定,行為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網絡販毒行為,在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構成要件的同時,構成販賣毒品罪的,應當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對該階段的毒品犯罪行為應當以法益侵害性和罪責可譴責性更高的販毒實行行為所觸犯的販賣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毒品買賣磋商階段開端于販毒人員鎖定毒品買方,并在販毒意圖支配下尋求達成買賣合意。在毒品買賣合意磋商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應當以販賣毒品罪追究刑事責任。

      三、毒品物流運輸階段的行為定性

      毒品買賣合意在互聯網空間達成之后,販毒人員往往采取“人貨分離”形式,其通過隱藏、包裝毒品,以物流方式進行寄遞。當販毒人員下單交付毒品后,毒品販賣活動便進入第三個階段,即毒品物流運輸階段。

      販毒人員通過物流寄遞毒品,可以逃避法律監管、減少販毒成本。在這一階段,販毒人員自身并未參與毒品運輸,物流人員對自身運輸毒品往往也并不知情。對于在這一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筆者認為,應當以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數罪并罰追究刑事責任。其一,在定性層面,該階段的毒品犯罪行為屬于實質數罪。在毒品販賣過程中,行為人主觀目的是完成販毒行為,獲取非法利益。在犯罪手段上,行為人完全可以采取非運輸式毒品販賣手段,即由毒品買方親自取貨,販毒人員不實施毒品運輸行為。但販毒人員為了逃避法律監管、節省販毒成本,最終選擇利用互聯網物流寄遞運輸毒品。行為人采取物流寄遞手段實施毒品販賣,其手段行為已經構成運輸毒品罪。因此,在理論層面,該階段的毒品犯罪行為在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上分別構成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屬于實質的數罪。其二,在刑罰層面,該階段的毒品犯罪行為應當采取數罪并罰的處斷原則。如前文所述,該階段的犯罪行為在手段和目的上符合牽連犯。但對牽連犯的處斷原則并非是唯一的,即根據法律規定擇一重罪處罰。當缺乏明確法律依據時,對牽連犯的處斷需要根據牽連行為的伴隨性以及牽連罪名的刑罰輕重綜合判斷處理。物流寄遞這種運輸式販毒手段屬于販賣毒品犯罪中的重要形式,而非通常形式,二者并不存在較強的行為伴隨性。同時,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屬于同一刑法條文下的選擇罪名,二者具備相同法定刑,均屬于重罪,擇一重罪處理并不具備規范可行性。

      綜上所述,毒品物流運輸階段開端于毒品交付物流公司寄遞運輸。在毒品物流運輸階段被發現的毒品犯罪行為,應當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數罪并罰追究刑事責任,但應當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李康明,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國家毒品問題治理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張葦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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